央视网消息(记者 谢博韬)：1938年7月9日，樊锦诗在北平出生，之后不久她全家便迁往南方谋生，在上海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。因为先天体质较弱，樊锦诗最初的梦想是当医生，她当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日后会与千里之外的敦煌结下不解之缘，兜兜转转，一呆就是近六十年。

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(资料图)

　　结缘敦煌

　　1962年，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，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，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、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。因为年少时就对敦煌有一种美丽的幻想，想着干脆趁着毕业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，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，于是樊锦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，与另外三个同学一道前往甘肃。

　　在去敦煌的路上，樊锦诗一直想象着将要到达的莫高窟，莫高窟里面不仅有精美绝伦的彩塑，还有几万多平方米的壁画，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，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。

　　一下车，她却彻底傻眼了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，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；当地食物紧缺，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；敦煌的水碱性大，拿来洗头发，洗完了头上还会发黏。除开生活条件艰苦，樊锦诗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，经常三四点钟就醒了。对于这个长在上海、求学在北京的姑娘来说，当地的生活条件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。

　　然而一进石窟，樊锦诗就被吸引住了。

　　整整一个星期，负责讲解的史苇湘带着这几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，攀缘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，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，从伏羲、女娲到力士、飞天，樊锦诗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，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、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，在洞窟里看着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，连地层蔓延上来的寒气都感觉不到了。

　　最终，因为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，三个月的实习还没结束，樊锦诗被迫提前离开了敦煌，带着整理的资料回到了上海。但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，这次未竟全功的遗憾也促成了她后来再赴敦煌。

　　再赴敦煌

　　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，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分配到敦煌，毕竟敦煌实习时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，怎么会定下让她去敦煌呢？在分配会结束之后她才知道，为了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敦煌的分配，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都推迟了两三天。

　　当时，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，领导告诉樊锦诗：“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，过三四年把你替换出来”。樊锦诗暗下决心，这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，绝不能中途折返。得知女儿的决定之后，樊锦诗的父亲对她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那就好好干。”

樊锦诗工作现场

　　搭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又坐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汽车，樊锦诗终于接近了莫高窟，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两腿发麻，两眼发晕，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。当她终于踩在莫高窟的土地上时，她想的只有一件事：进洞！一进洞，当初实习时的感觉就回来了，以前只在画册上看到过的壁画现在近在咫尺，画上一个个散花的天女、婀娜多姿的飞天，令樊锦诗振奋极了，忘记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。

　　在工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樊锦诗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，因为在山上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。洞窟密集得就像成千上百双眼睛，充满了神秘与沧桑。就连敦煌的天都与北京不一样，蓝得更纯粹、更辽阔也更浓烈。

　　武汉还是敦煌？

　　1967年樊锦诗与男友彭金章结婚，却因工作关系长期两地分居。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长大，樊锦诗越来越感觉到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了。有人给她支招：半年不到单位上班，就算自动脱岗、自动离职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。于是樊锦诗便主动去武汉住了半年，全心全意照顾起父子三人的生活。

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

　　武汉相较于敦煌，生活条件可以说好了太多，然而樊锦诗却经常性失眠，潜意识里始终挂念着敦煌，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，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，挥之不去。一天夜里，当丈夫和孩子都已睡下，她始终睡不着，起来翻书，却发现自己拿起来的还是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。

　　尽管樊锦诗与彭金章一直在争取调动，然而无论是甘肃省还是武汉大学，两边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而寄希望于对方让步，甘肃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甚至在1986年各派出一名干部找到武汉大学校长来讨论他俩谁调动的问题。武汉大学最终将决定权交给了夫妻俩。彭金章明白，樊锦诗心里放不下那片石窟，“我们两个人，总有一个要动，那就我走吧”，他毅然抛下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，选择去敦煌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，结束了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分居生活。

　　樊锦诗后来常说，“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”，如果没有他的成全，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，她更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，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。他们用爱和生命实现了当初的誓言：相识未名湖，相爱珞珈山，相守莫高窟。

　　今年樊锦诗81岁了，她说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，上台说不出话。如今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，变得非常爱着急，说话也直来直去。尽管被人说“严厉”和“不近人情”，但她一路坚持，十年时间与工作人员摄制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，完成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；上线“数字敦煌”数据库，使敦煌艺术走出石窟……她也因此获得了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　　樊锦诗说，只是希望有朝一日离开敦煌的时候，大伙儿能说：“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。”